《世纪壮举———中国扶贫开发纪实》，
汪石满主编，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温饱问题事关重大。人的发展权首先是基于人的生存权的，因而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中国的贫困问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国家，中国的扶贫攻坚20余年，平均每年都使近1100万人从绝对贫困中摆脱出来，这该是怎样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壮举啊！《世纪壮举———中国扶贫开发纪实》担当起这项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工作，全面地反映中国扶贫开发从起步到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所取得的丰功伟绩。
该书所描述自然性社会弱者的贫困状况和贫困事实，读来感觉真实而客观。到了1978年，我国年收入不足200元的贫困人口竟然多达2．5亿，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30．7％。那种家里揭不开锅、身上衣不遮体的情况在贫困地区并不少见。贫困导致了社会的恶性运行，贫困带来了愚昧和对贫困的麻木，多生、懒惰、迷信、犯罪现象由此产生，结伴而行。同时，贫困也是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和摧残，人与环境的关系处于恶性开发状态。本书所作的理性分析令人信服。
正因如此，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改革开放的动力。该书着大笔墨书写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的扶贫功绩。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而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我国政府从1978年开始确定贫困标准，当年贫困线标准是人均年收入98元人民币。接着成立扶贫基金会，华侨、国际友人、企业慷慨解囊捐款。然而，贫困是顽强的，在向贫困发起总攻的战役中，本书描述了我们大力扶贫的一系列举措，如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央各部委都行动起来，地方政府也加大扶贫力度；如小额信贷给了穷人一个机会；如异地开发、劳务输出、人口迁移去开拓富路；如上海与云南、广东与广西、辽宁与青海、北京与内蒙，深圳、大连、青岛、宁波与贵州，携起手来共同攻坚；如还有很多的党员干部担当扶贫的脊梁。
该书在记录扶贫举措时，不是仅仅局限于物质上的扶贫，更有精神上的社会支持。该书认为，贫困既包括物质的贫困又包括精神的贫困，贫困不仅仅意味着挨饿受冻，还意味着文化的丧失和整个文明状态的落后。因此，扶贫既要解决温饱，又要解决精神上的贫困，扶贫的同时还要扶智、扶人，还要发动千百万人为扶贫献爱心。为了托起明天的太阳，1989年创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开始实施“希望工程”，雪中送炭，救助贫困山区数以千万计的因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使他们能够重回学校读书。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关键在于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和资源没有得到很好开发，而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就能较好地解决这两个问题，为了交给农民一把致富的“金钥匙”，何家庆、陈济生等下乡传播科学技术。天助自助者。对一个贫困地区的扶贫，仅仅”输血”显然是不够的，还得为其“造血”、“树人”，文化扶贫就是让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提高整体素质，焕发出他们自身的内在动力，由“要我脱贫”到“我要脱贫”。“光彩事业”、“救助贫困母亲”等工程，也在扶贫攻坚中取得成效。只是由于书的篇幅所限，该书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性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及其相应的社会支持阐述甚少，对我国出于减轻农民负担而正在安徽农村试点的税费改革没有涉及，这些方面的内容自当别论也许更好。
在对我国反贫困成就进行阐述后，该书展望了新世纪我国扶贫开发面临的问题和任务———就是帮助低收入的贫困人口脱贫。2000年以后，我国低收入的贫困人口主要是这四类人：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初步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稳定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城市下岗和待业的贫困人口。我国的反贫困斗争任重而道远。书中还对如何更有成效地扶贫开发进行了探讨，诸如扶贫资金的结构问题、反贫困的主体问题及扶贫开发中的腐败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
该书的体例也很有特色，通篇结构严谨，资料翔实，所举事例丰富而且生动，还附有大量弥足珍贵的照片。主编汪石满曾任中共安庆市委书记，现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多年致力于领导大别山区扶贫开发工作，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该书的两位撰稿人钱念孙先生和罗晓帆先生均是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多年来一直关注我国的扶贫事业，倾心于这一课题的调查研究与资料收集，颇有心得。相信该书的出版发行一定会受到热心扶贫事业的人士的广泛欢迎，不仅可读性强，而且很具参考价值，实是一部社会效益显著的好书。
